我的回忆_海山法师


我 的 回 忆

(一九二八~一九九四)

莲出绿波,频遭风雨

仰首问天,出路何予

    我俗家姓马,名廷耀,四川省西充县碾垭乡人,一九二八(戊辰)年二月八日生。碾垭乡地多田少,四面环山,马桑、小峨嵋两山,横亘前后。我家住在山沟里,没有小河,每逢旱年,生活极端困苦。七八岁时,放牛割草,登上马桑山或小峨嵋山顶,极目远眺,但见白云阵阵,翻滚流动。时而象人,时而似山,时而如浮云苍狗,时而又呈楼台亭阁,时而严如万马奔腾,时而又现仙人飘飘,好一幅天然画景,好一座海市蜃楼,令我遐想神驰。假如我能身临其境,万事皆空,不管天翻地覆,散诞散诞,到那逍遥自在的极乐环境中生活,该有多好呀!

    我们村有马、蒲、斯三姓人,我有爷爷,父母,两个姐姐,及弟兄五人,三代同堂,乐善好施,广结善缘。爷爷带头在小峨眉山顶共建一座小庙,事后又大力培植树木,绿荫夹道,风景绚丽,修起了蒲家庙,塑了三尊佛善萨,初一、十五三姓轮流主持念佛,善男信女,前来虔诚膜拜者,络绎不绝。父亲行医务农,他日未出而作,日已入而未息,负担全家人生活。母亲料理家务。皈依了佛门后,母亲讲究礼节,孝敬老年,教子勤俭,多积善德,家中事务,井井有条。

    村有一大悲寺,寺里老和尚修持很好,一手毛笔字写得特别漂亮,又爱清洁,所住庭院,净如水洗,小经堂庄严雅致,灯烛辉煌,馨香扑鼻,声音悦耳。三年天旱时,老和尚天天念《华严经》,求降甘露,解民倒悬,不久下了大雨,因而附近老百姓,非常敬重他,称他为“老佛爷”,村里人念佛就是在他那里学到的。我小时跟妈妈一起,常到庙参加念佛活动,二、六、九月观音菩萨会期及春节期间,特别热闹。我三哥会吹笛子,每年九皇会时,他是首先要参加的。一到会期,从山脚到山顶,迎接表文时刻,你看,善男信女,手捧清香,高举幢盖,排成长长的队伍;你听,法器咚咚,笛声悠扬,二胡齐奏,耳目一新,叫人羡慕,叫人向往。

    好景不常,乐极生悲。我排行老幺,两岁丧父,兄弟姐姐,全家九口,生活还是处于入不敷出的紧张阶段。可爷爷,妈妈,哥哥等商量,决定让我读书,学点知识。所以,我九岁时,才开始念书。爷爷已经七十岁了,他不辞辛苦,早晚在家,督促我学习。那知“人命无常”,在这节骨眼上,爷爷又无病走了,他是我亲眼看到的,年幼的心灵深处,打下了极端悲痛的烙印。好象爷爷预知他要归去的一样,前三天家里还请人给他念经作佛事,祈他健康长寿。第四天,客人刚刚走完,他无病无痛,看去只眼皮有点肿,等我中午放学回家,爷爷却安祥地走了,我简直不相信,无病的人会死,后来才悟到,好来好去,这是善人善终的体现。父亲在时,曾想把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培养成医生,让他们有一技之长,治病救人,为群众做些有益的事。那知父亲去世后,兄弟开始发生龃龉。四哥高小未毕业时,兄弟间意见不和,闹着要分家,各奔前程,家庭不和,也只好如此了。关于家产处理,母亲留一份,其余按五股分摊,每人分土一亩五分、田四分、山坡两亩、房屋三间,我和四哥妈妈一起生活。

    九岁入学时,启蒙老师先教《三字幼仪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四字经》、《增广》再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(学而述而,先进、卫灵),再读《孟子七篇》(孟子,齐人,天时,神农,离娄,万章,告子,尽心)。私塾讲究硬背,我也毫不例外,本本过关,十二岁到十四岁半读国民小学,半回家参加劳动,见啥做啥,小学在大悲寺,离家六里,少年方刚,也不感到吃力。

   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激烈,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,加之抢劫,偷盗横行,烟赌,谣言四起,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我三哥在街做点小本经营的杂货生意;土豪劣绅的狗腿子,肆无忌惮,横行霸道,买了东西不给钱,我三哥刚提,狗腿子竟将三哥毒打一顿,扬长而去。国民党当时名为征兵,实际是强拉壮丁,我们虽已分家,却也成了抓丁对象。保长扬言,马家弟兄五人,应抽二丁。大年晚上到我家抓人,弄得鸡飞狗跳,门扇摇晃,横冲直撞,全家惊惶。社会形势,已到如此地步!加以天灾连年,生活时时处在饿肚子边缘。仰望苍天,我的出路何在?我的归宿又何在?!

心仪法门,悲愿宏深

戒为根本,禁制行轻

    当我心情澎湃,思绪万千时,忽然想到大悲寺老和尚的身影,他多么高尚,多么令人尊敬,因而萌生出尘念头。这个想法,我向妈妈倾诉,她老人家很支持,哥嫂也同意。十五岁时,我毅然决定到大悲寺出家,殊知老和尚年迈,不收徒弟,他指定徒孙上性下明,给我作剃度师,取法名海山。大悲寺里分成东西两房,各有十亩水田,二十多亩土,还有大片荒山柴坡。东堂和尚有文化,道高德重者八九人,请了一个长工,农忙时再雇几个临时工,此外,出家小和尚,按照规定要劳动三年,衣物自备,白天劳动,晚上学佛、读书,课诵必须背熟,这是受戒的起码条件。大悲寺老和尚,原在成都文殊院任后堂,师父、师兄也在文殊院任大悦众,熟悉经忏佛事活动。师父因为聪明能干,不务正业,不坚持戒律,染上一副大鸦片恶习,当家时把庙上房瓦、木料拆下来卖了,弄得我们小和尚生活困难,住宿紧张,思想波动,同时我沙弥期限早已超过,求戒心情,油然而生。

    出家人以戒为师,戒是根本,是佛亲自制定的,是僧人求得无上正等正觉、了生脱死、达到四相空明的大法。我心目中认为,这就是我的目的。一九四五年受戒快出发了,乡亲们给我和寂真二人饯行时说:“到成都受戒后,聪明的回来都变了质,希望你们两个例外”。我回答说:“我们一定不负众望,坚决学个好和尚,为你们争光,来报答你们。”出发时,母亲给了我路费,三哥送了我的被面,乡亲们又送了我一些钱。第一晚宿在离大悲寺80里的龙城寺,这个庙子是大悲寺的脚庙,风景独特,过去是僧会司(管僧人的官员)住地,寺里还设有监狱,和尚犯了法,由僧会司处理。龙城寺的当家师是我师爷,他又给了我的路费,还派了一个老戒(早已受戒的僧人),送我们到蓬溪一个小庙住了一宿,第二天他回去了,我二人便往遂宁方向出发。因为我俩没有出过远门,不知道到哪里是站口,什么时间就不赶路了,也不知道宿店的规矩,心里焦急,拿不定主意。

    心情忐忑,希望得到依附,希望菩萨保佑,正行间,前面出现一三岔路口,何去何从,茫然不解。躬身请问行人,真是无独有偶,因缘殊胜,刚好有二人去文殊院访友,我俩心喜若狂,结伴同行,问长问短,互相了解情况,说说笑笑。这样,去成都文殊院花了三天时间,终于顺利到达。俄顷,会到了在文殊院任职事的师兄海宗师,他送了我的棉被、单衣,作好过冬的准备。

    到了大城市,处处感到新鲜、别致,也感到生疏,行动很不方便,惟恐发生差错,只有规规矩矩,静候戒期来临。寺里受戒,纪律严密,吃饭、穿衣、脱鞋,大小便、行、住、坐、卧,都要从头学起。随时随地衣履整齐清洁,更要眼不乱看、脚不乱行、耳不乱听,答言问语,均有定规。

    受戒期中,除师承管理外,还有清众,人人要管。客堂是讲礼节的地方,动辄可以罚。大殿上有纠察巡逻,凡有越礼地方,都得挨打。戒堂里有一个引礼师,专管教新戒,纪律严格,稍不留神,就犯规矩。这样,经过一个月时间的严格教育和训练(好比军队的入伍训练一般,一切行动听指挥),方算完成受戒任务。我当时一心学佛,求得解脱,再苦再严,也乐于接受,思想也特别轻松,无挂无碍,学习用功,戒行圆满,师兄高兴,暂留文殊院试用。

   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,三个月内,专学佛教唱诵、音乐、敲打法器,上午两个钟头,下午两个钟头,晚上两个钟头,参禅静坐。同修者百余人,通过考试,合格者只有四十余人。我的成绩列入合格名次,分派为知殿(上殿打鼓),逐步提高为悦众,敲木鱼、铰、磬等。并要外出给斋主做经忏佛事,搞经济收入。我对做经忏挣钱产生了矛盾,不愿以经忏挣钱谋生,誓愿求得高深佛法,自利利他,以往生净土为归宿。恰好昭觉寺佛学院发出通知,我去报名读书,通过考试,幸得录取。学院规定,只供伙食、衣单,衣被、蚊帐、生活用具、书本纸墨等自带。课程安排有《百法明门论》、《八识规矩颂》、《五蕴论》、《二十唯识论》(相宗又叫唯识宗)、《三国佛教史》、《释迦成道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古文选读》、《菩提道次广论》(密宗)、《楞严经》(禅宗)、《四料解偈》、《净土十疑论》、《劝发菩提心文》(净土宗)。有四位老师讲课,四川大学语文系教授讲语文,班次分甲乙两班,有同修九十多人。第一期是慈青法师任院长,第二期是慈云法师任院长,重庆汉藏教理院毕业的演密法师任教务主任。每半年考试一次,成绩优良者,学院要给奖励。当时学院对学僧没有补助,小庙也不供给学费。为了求得知识,每到寒暑假期,就在寺庙内做临工,挣点学费书籍、纸笔墨费用。可是,那时成都政局动荡,谣言风起,物价巨涨,一天数变,市场完全成了以物易物局面,所谓各种纸币,如同废纸,形势岌岌,不可收拾。国民党住在昭觉寺的军队,既无组织,又无纪律,酗酒闹事,赌博成风,尔虞我诈,自相残杀,死在昭觉寺侧者,比比皆是,目不忍睹。

坚定信念,誓作佛子

临危不惧,逢凶化吉

    我在昭觉佛学院学习时,满怀信心,准备考重庆汉藏教理院,可就在这时,解放战争逼近四川边际,我的深造计划破灭了。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,我于昭觉佛学院结业了,昭觉寺西堂师憨行法师,介绍我去华阳兴隆乡定光寺净宗道场,学习念佛,农历后七月到寺,冬月十七日弥陀圣诞,念佛七天后,庙上负责人如岑法师走了,腊月成都和平解放。前些年听到的谣言,在我思想深处,种下了共产党要消灭佛教,要杀和尚的蜚语,不时浮现。所以我一心念佛六十天,等待杀身临头,果证诸天。原庙三十多位僧人,贪生怕死,阴去一个、阳去一个,最后剩下八个,就是老和尚本度和他的徒子、徒孙了。另外,就是两个长工和我。解放军来后,一九五零年进行减租、退押、清匪、反霸、征粮,直到土地改革。

    减租退押时,老和尚重病在身,别的僧人,东推西诿,不愿出面承担退押责任,在这紧要关头,我毅然挺身而出,乐意替本度老和尚反省禁闭,住六十多天闭关生活,我暗中念佛两月,在这儿看到斗争地主情景。地主们通宵罚站,用香火烧、冷水冲,吊打,甚至跪瓷瓦渣滓等刑罚,我因为是顶替,解放军也没有对我施加刑罚。我想共产党没有杀我,也没有对我用刑,主要是精进念佛,人我两忘,未作诸恶,众善奉行,心胸坦然,佛在庇佑所致。还有许多奇异地方,更不可思议。通过这次顶替,俨如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,恰似擦去镜面积灰,光明朗耀的境界。这是佛在教育我,自我改造,也是佛说的:有因必有果,种善因得善果,种恶因得恶果。我的遭遇,可以说完全得到了证实。这不是唯心,不是迷信,更不是世俗人所说的“麻醉剂”。我在逆境中站住脚,根本原因,就在这儿。通过顶替,也算逢凶化吉、险中幸免嘛。所以,我更相信人间,同样有地狱,这种果报的来源,就是人们过去种的如是因,今天得的如是果嘛。再看那些开明地主,他们把自己的财物,统统拿了出来抵押后,并没有受到惩罚,这就是现前的果报!相反的,他们抵赖贪婪,受到极刑,也是现前的果报!再看对穷人和佃农好的地主,土改时没有人去斗争他,这不是善报吗?相反的,对穷人残忍,手段恶毒,今天挨斗争,受惩罚,这不是恶报吗?佛法提示的因果报应,是丝毫不差的,是有截然不同的界限的。今后,我信之弥坚,虔诚不渝,遵守十善,信奉念佛了。

虔诚持戒,全心念佛

任他繁华,确保素心

   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工作队在庙上,摧毁佛像,作为会场,我写信去县上反映,请求保护文物古迹,县上没有回复,后来土改工作队知道了,说我顽固,封建迷信,队长派人打了我一顿。庙上是地主,只有忍气吞声,不了了之。庙上八个僧人,每人分田一亩五分,自己劳动过活。当地村民,看我到庙不久,心存好心,介绍我去考革命大学。我认定:既已发下宏誓大愿,誓作佛子,何必再蹈尘俗,使我前功尽弃,因此婉言谢绝。接着我哥哥来信,要我去他那儿当工人,每月工资五、六十元。我想,工人挣得到钱,有了钱,对生活势必讲究点,长此下去,就会变质。和尚变了质,学和尚干什么?向老家亲人们怎么交代?对此,我也置若罔闻。同时我认为:道德品质,比金钱权势更高,更有意义,因而安心劳动,闭门念佛,研究佛学,有时也专学书法,藉以陶冶情操,修身养性。一九五二年土改复查,原来庙上的子孙和尚砍了树子卖,他们被人揭发,不敢承认,竟故意往我身上推,责任要我承担。一下子,我又成了斗争对象,斗争不说,还要罚款。那时正如俗语说:“三个钱拈个字筒筒,只有先生说的”。你发言是强词夺理,不老实,所以,我抱着听之任之了事。一九五三年参加了互助组,我积极劳动,勤耕苦种,粮食得到喜人丰收。我将增产的粮食,卖给国家,后被全乡评为售粮模范,又荣获奖状。一九五四年建初级社,群众举我当记分员,后又在大队代理文教,当扫盲教师,被评为全乡扫盲积极分子,又获奖状鼓励。一九五七年参加公社业余初中班读书,学习会计,兼大队宣传工作。一九五九年由县统战部,调到温江市区政治训练班,交心学习七十天,结束后留住成都近慈寺,是年十月迁近慈寺长住,后任伙食团长,不久任知客,不久又任会计。当时近慈寺以农业为主,自种七十四亩田,还有50亩竹木、果园,森林覆盖,环境优美,成都一带,常有游人来寺参观。它原是成都文殊院的脚庙,由法光和尚赠给了能海法师。能海法师去西藏学法八年,返川后建为密宗道场,里面布局,全系密宗风格,殿堂非常讲究,殿内全铺地毡,进殿必须脱鞋,排场十足。但我对过些陈置,珍贵豪华,仍然兴趣不大,漠然置之,非我素心所系,并不以为证悟场地。

躬耕陇亩,心安理得

实践修持,乐以忘优

    “澹泊明志”、“明心见性”是我的宿愿,住在近慈寺,我仍然一面学修,力争上进;一面劳动,自给自足,五角钱一个劳动日,心情舒畅。如此全年要做三百多劳动日,可以分到现金一百多元,高者可以分到两百多元。青年僧人要到成都市收运大粪,我也同样参加,利用这些肥料种田。粮食蔬菜吃不完可以向外销售。庙上粮食种得好,成为全乡模范,同成都文殊院、新都宝光寺竞赛,没有落在后面过。一九六一年过“粮食关”,僧众齐心协力,抓旱地粗粮套种,水稻单产超过千斤,把细粮全部卖给国家。五十四人留的口粮,显然不够吃,恰巧玉米红薯大大增产,庙里勉强度过了第一年难关。再者,寺庙划为郊区,新来干部没有卡死我们农业的栽种技术,当时社会掀起密植风,公社硬性规定,每亩小麦下种六十斤。我们僧人研究了又研究,认为过于密植,肯定失败,秧田不是很好的例子吗?如果秧田能增产,还移栽干什么?对此,采取秘而不宣,每亩下三十斤,节约了一千八百斤口粮。结果小麦、油菜高产,公社粮食却减产。大春的水稻,我们利用土地优势,肥料充足,采取一尺两头栽的办法,让水稻通风亮行,间隔距离合理,又得喜人丰收。这样,我寺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因缘殊胜中,顺利度过了第二年“粮食关”,五十多人没有患水肿病,更没有饿死过人。

    一九六二年春,我请了两月假到定光寺,专门闭关念佛,作为自身建设的契机。佛法重实践,没有艰苦的实践,是不能彻底认识自己,明白自己,更说不上有所证悟了。我在藏经楼闭关念佛,稍暇看到楼下,一些患了水肿病的人,行动吃力,面黄肌瘦无精打采,默默地死去,这些惨状的确不少,也可说:“全国一盘棋”吗!目睹此景,左右思维,不禁慨叹:什么荣华富贵,什么高官厚禄。什么前途,什么名利,统统烟消云散,心灰意冷了。求生西方,求到极乐,求达净土,才是我的归宿,才是我应走的道路。是以人我是非。万缘放下,念极忘情,一切皆空,忘我空心,光明万里。犹如心境、鸟兽虫鱼,并同此心,悟达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,即心即佛;心念佛,心即是佛;心念地狱,心即地狱。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 自因自果,自作自受;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染香则香,染臭则臭。即以上述现实反映来看,不是再现实不过了吗?至此,我更深信因果不疑了。并于一切行动中,时时警惕慎因,决不违背因果,祖师教导:“菩萨畏因,众生畏果”。菩萨不作恶因,所以不受恶报;众生不畏恶因,必然要遭恶报。学习佛法,时时刻刻,一举一动,不能半点放松因果观念。

    一九六二年秋,能海法师从北京回来,看望老喇嘛的疾病,两月后去五台山讲戒律,我得知这个消息,决心去学戒律,加强我的自身建设。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去五台山清凉桥,听讲戒律半年。通过这次专门修学,对因果的道理,更加领会多了,更加有了进一层的认识。一九六三年返川,正赶上栽秧季节。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,去成都市政治学校学习十个月。学校办在昭觉寺,学习期间,除讨论、写心得外,还要参观工厂,参加农村社队和挖防空洞,打三合混凝土。我和济尘师处处干得出色,吃苦在前,重担争上,大家赞扬我俩劳动好,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。六六年五月一日毕业回寺,那知晴天霹雳的预兆,急风暴雨快要来临,史无前例的浩劫,又将落在芸芸无罪的众生身上。

不怕劳心、不怕劳力

艰苦创业,一尘不染

   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这场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、亲自主持、亲自领导的革命,声势之大,范围之广,威力之强,不可一世,所向被靡,真是不可言语形容。紧接提出什么“触及灵魂的大革命”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”。具体行动是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,他们认为佛寺是“四旧”的产物,是革命的对象。成都昭觉寺首当其冲,拆大殿呀,毁佛像呀,闹得满城风雨,乌烟瘴气。据说这是李井泉批准的。从此,它的影响,也向四面八方蔓延,扩散到成都各个寺院。近慈寺同样,市上早已安排人来占领庙子,准备办成都整流器厂,不久又派人来占据沙弥堂,办继电器厂,据说这是廖井丹和许梦侠批准的。近慈寺土崩瓦解,瓜分的形势,一触即发,天天逼近。他们经过了精心策划,统一布置。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份,将五十四个和尚,编成八九人一个组,全部赶到农村,分散到六七个生产队,每人带一亩五分田,厂方付一百八十元钱,修住房一间。原有寺庙里的农业生产资料,比如电磨粉,折合人民币五千元,猪、牛、农用工房、猪圈撤下生产队;种籽,口粮,肥料等,按人分下生产队,就在旧年时间,全寺僧人下队了。整个庄严雄伟的古建群体及价值亿万元的七部完整藏经,各种文物、字画,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(包括印度、日本、尼泊尔、西藏)大小铜像,全部瓜分或损毁。还有张大千的手迹荷花四幅,藏色十八罗汉全堂,也不翼而飞,不胫而走。单近慈寺一个寺院的文物,假使出口变钱,可以办十几个大型工厂,说不定还绰绰有余。特别是优美的森林、竹林、花果、盆景等同罹不白灾难。

    我们八人,一九六八年阴历年节下队。这是个较穷的队,僧人主动把搞粉房的整套经验、技术、外交关系的有利条件,同生产队进行了仔细地研究,决定将每天仅仅磨五十斤的粉磨房,改建成电磨。结果花两千多元钱就打开了。以往磨五十斤的粉房,改建后可磨一百斤到一千斤,粉渣、粉水作全队三百多人喂猪牛的饲料,这样,逐步把生猪也发展起来了,农业增产了,不久全队家家户户,又安上了电灯,当地农民非常感激我们。就在这时,有好心社员,考虑我单身一人替我介绍女朋友,我好言谢绝了。

下队八人,同样以农民身份劳动,与社员同甘共苦,风里来雨中去,除搞好农业,力争粮食增产外,还要为全队粉房操心。此外,时刻谨记学习佛法,坚持静坐念佛,时间再紧,也以十念为准,早晨借气十念。如遇雨天,更可以念佛看书,采取钉子精神,使劲往里钻,抓紧时间,见缝插针地念佛,时时不忘改造自己,行、往、卧都念佛。心中认定,佛法光辉,照耀宇宙,法轮常转,一定要成为现实。

国家中兴,百业向荣

乾坤绚丽,我物同春

    “四人帮”垮台了,牛鬼蛇神进了监狱,真是乌云遮不住太阳,邪神终究不能战胜正神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经过了拨乱反正,正本清源,国家出现了中兴形势,宗教政策得到落实,人民的信仰自由得到了宪法的保障。四川省新都宝光寺最早开放,一九七九年来信要我去支持,去后分配管理停车场,后又派我开办素餐厅。由于当时文管所同寺庙争权,矛盾激化,我不愿意卷入斗争场合,我也没有抱其他希望。一九八零年请假外出,偕同德阳市明高法师,旅游了半个中国,花了三个月时间,用了三百多元钱。之后,再回宝光寺素餐厅,当时成都市宗教局,当着新都统战部干部,要我去文殊院工作,去后花了年多时间,同占据寺庙财产的人多方交涉,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。再加上文管所对寺庙矛盾也大,困难重重。因此,只好听之任之,看其自流了事。

    就在我对局势感到彷徨时,中央号召落实宗教政策彻底贯彻下来了,佛教恢复的形势也随之起了变化,正象旭日东升,因缘殊胜。这时我毅然回到近慈寺,宣传中央的宗教政策,组织僧人申请落实近慈寺的问题。很具体的:一住宿问题,原下队的僧人住房,本系旧猪圈,牛栏建成,十年风风雨雨,己经漏烂不堪,一到雨季,简直大落大漏,小落小漏,无法安身;二吃穿问题,僧人由于缺乏劳力,种不出庄稼,吃不饱穿不暖,特别是老年僧人,无人照顾,时发疾病,医药困难,卧床呻吟,喊天叫地。我将这情况,如实向领导反映,要求先解决下队僧人住宿,吃穿急需事宜,后经成部市人民政府出面,厂方出钱,长期负担僧人每月生活费30元,直到老死为止。生产队照样供给口粮,也是直到寂灭。上述决定,形成文字根据,共同遵守执行。现存僧人33名。生活解决了,但住宿仍成悬案,我又将实际情况原原本本向上级反映,要求批复。事后,又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出面,公社划出四亩地,厂方负责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修一四合院,半年修成,三十八人迁入新居,过集体生活。老弱病残者,有了照顾,僧人情绪初步得到稳定,人人高兴,齐颂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好。

    然而,情况在不断变化,厂方正计划扩厂,初步规模,要把寺院彻底销毁。我们知道这个消息,积极向中央反映,要求保留汉族地区西藏式的密宗道场。通过反复周旋,不久中国佛教协会派人来调查,最后在班禅大师、赵朴初居士的建议下,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。国务院宗教局指示,在成都另找一个寺院赔还。结果下面又推卸很久,市里又亲自去龙泉驿视察,了解情况,决定将石经寺换近慈寺,厂方付十万元钱,并负责帮助搬迁。同时又逐步退还原近慈寺的宗教陈设、文物,并将公社代管的一万五千元,逐年退给近慈寺,僧人也就逐步迁去石经寺。到了石经寺后,原寺僧众仍修持密法,我一直修学显宗,对密法外行,正进退维谷时,可巧宝光寺小和尚要人教导,旅游需人指导,一九八五年我接受了宝光寺的邀请,又回宝光寺工作。

不骄不躁,忠于祖国

忠于我佛,广化众生

    一九八六年夏,德阳市人民政府派人到宝光寺询问僧人修持,经宝光寺方丈明高法师的介绍,于本年国庆节到万佛寺助理指导维修和管理工作。开始同本地居士和八九名和尚除草,打扫清洁,搬运砖头瓦片,掸除尘灰。承德阳市市中区人民政府,拨款六万元作维修殿堂用费,一九八七年又拨七万元,打水井一口,安装水管和高压线,培修水塔,又拨十五万元修围墙1500米,至于扩建公路则由乡上负责,又拨二十五万,修柏油路七华里。公路两旁绿荫夹道,间有景点。寺内新塑二十五尊佛像,金色彩绘,匾对字画,琳琅满目。现有僧人二十四名,三十名男女居士帮工,三月十五日,对外正式开放,德阳市党政领导行文,任命我任住持,管理寺庙。后又任管理委员会主任,总理全寺大事。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,德阳市佛教协会成立,我被选为市佛教协会会长。

    一九九零年下年任遂宁市广德寺首座和尚,遂宁市广德佛学院院长。一九九一年将原成都铁路分局,建在大霍山山腰的防空洞开发为罗汉洞,刻大理石罗汉五百尊。九月五日,四川省佛教协会批准本人荣膺万佛寺方丈。与此同事,为了利人利己,创办净宗道场,广结善缘,广化众生,每年坚持三次净七。又把六亩荒山,开辟成花果山,种粮二十五亩,争取农禅并重,力争自给。创办学校,培育人材,每晚讲两时佛学,佛教历史,音乐及语文课,高树法幢,续佛慧命,希望后继有人。并设想开发余家庵,把南塔办成尼众丛林。并将庞统祠、余家庵、万佛寺公路连成一气,作为旅游专线,让游者,乘兴而来,满意而去。

    一九九三年任四川佛教协会副会长,兼秘书长,文殊院首座和尚,四川省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,又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,任四川省政协委员,德阳市市政协常委,兼江油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。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应美国旧金山极乐寺邀请,为极乐寺开光装藏,讲经说法三月余。一九九四年七月,省宗教局组织佛教考访团到泰国、新加坡、香港访问,省领导批准我任副团长。九月十五日广德寺遴选我任遂宁市广德寺方丈,经四川省佛教协会批准,于十月十五日正式于广德寺升座。

    今年我己报龄六十七岁了,在这短短的六十七年中,经历了曲折的逆境,也经历了短暂的顺境。总之,顺逆两境,恍如一场大梦,瞬间即逝,做出的成绩微乎其微,对祖国人民和世界人类,贡献太小太小了。就是取得微不足道的成绩,也应归功于党、归功于人民哺育。不过在六十七年的实践中,彻底悟出一条真理就是“因果报应”,种善因得善果,种恶因得恶果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的现实果报规律。好在我始终坚持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佛的教导,幸获今天的果报。另外,我认为作一切事,不能脱离实际,首先,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,并以佛教三皈、五戒、十善,净化自己,改造自己,高树法幢,为实现祖国统一,民族团结,世界和平,人类安居乐善,实现人间佛教而精进不息。

   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于万佛寺